陈允吉谈古诗的吟诵︱上海书评·视频

陈允吉
(蒋立冬绘)
如果你在搜索引擎里面键入关键词“陈允吉”、“吟诵”,很容易地就能看到陈允吉先生关于古诗吟诵的公开课——他的吟诵功力之深,在复旦中文系是尽人皆知的。尽管陈先生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讲授古诗吟诵,但他坦言,归根结底,古诗吟诵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,“讲不出多少道道来的”,他本人正得力于自童年开始的长期的吟诵实践。陈先生是无锡人,他说自己吟诵的腔调接近于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所提倡的“唐调”,不过,他也强调,唐调是个大的系统,有发展,有变化,具体到个人会有不同,而中国之大,地域之广,方言之多,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吟诵的腔调,使之更富韵律之美。
在以下采访片段中,陈先生介绍了古诗吟诵的特点,并吟诵了多首诗歌。(视频制作:郑诗亮、刘筝、张呈君)

采访︱郑诗亮
在您小时候,是怎么学习古诗文的呢?
陈允吉:我接触中国古代的诗词还是比较早的,这个倒不是在学校里面学的,我1945年入小学读书,那时已经是新式学校了,教的是国语。我在家乡有个邻居,老先生的国学功底很好,尤其是文史方面。我当时是小学四年级,到了假期,镇上好些个学生都去他家学写字——他字也写得很好。他在自己打好的九宫格里面写字,我们就照着他写的字依样画葫芦。但是人家好像进步都比我快,我就停滞下来了。一次偶然机会,我念了一句唐诗,他一听,说你居然还能读唐诗,那毛笔字不要写了,我教你学诗词吧。他就教我读《千家诗》,先讲的是七言绝句。我最喜欢的也是七绝。他念诗都按照吟诵的调子来,先吟诵一遍,再作简单的讲解,文字上疏通一下,偶或在艺术上作些点评,我还记得他讲传为杜牧所作的《清明》那首七绝,吟到“牧童遥指杏花村”,说“如同画卷一般”, 后来吟到叶绍翁那首《游园不值》,也说了同样的话。他吟诵的时候,我就跟着他一起哼,吟诵的调子不复杂的,他但凡读诗,必是吟诵。我接触的主要是七言绝句,五言诗我也听他吟过,但总觉得没有七言诗好听。《千家诗》开头都是七言绝句,我爱吟诵的诗也大体不出《千家诗》的范畴。七绝形式上分为两种,一种是平起式,一种是仄起式,与平起式正好相反。《春宵》是平起式,《春日偶成》则是仄起式。平起式是平起式的调,仄起式是仄起式的调,都是相同的。
慢慢地,我也就把吟诵学会了,回到家后自己读诗也习惯于这样。从那时起,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,读诗的时候还喜欢哼一哼。真要解决平仄问题,不下几年工夫是不行的。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,关键还在实践。我自己就是在写诗词和骈文的实践中,对平仄辨得多了,自然而然也就记住了,用不到什么理论。
这位老师的情况,您方便介绍一下吗?
陈允吉:他叫浦斯涌,算是我们当地的名人,辛亥革命后是镇上第一个剪辫子的。他家里的生活条件很优越,土改时成分被划为“地主”,也就被管制起来了。他抗战时期有点历史问题,跟着汪精卫的“和平运动”走,在日本人手下做过区长,是个不小的官了,到五十年代初镇反时就被抓了起来,判了七年刑。因为他年纪大了,关了一两年就释放了。他的女儿在上海工作,晚年生活靠女儿赡养,1961年就去世了。
当时您读过的古诗文有哪些?
陈允吉:我用的教材就是《千家诗》,老师基本上是照着这本书的编排顺序一路讲下去。他也让我去看看《唐诗三百首》。我们那边镇上浦是大姓,大概占到一半还多,我这位浦老师在家里免费给年轻人讲授《古文观止》,我也旁听过。他自己旧体诗词写得不错,尤其喜欢填词,书法也很好。他的词风与书风相似,偏于苍劲一路。
在您看来,吟诵的调子应该是怎么样的?
陈允吉:经常有人用京昆的调、评弹的调,或者南方人用南音的调来吟唱诗词,好听是蛮好听的,但还是属于歌唱的范畴,不能归类为吟诵。总的来说,吟诗要有一定音乐的腔调,但这个腔调是比较简单甚至单调的,如果太过复杂,音乐性太强,就不是吟诗了。对每个吟诵者来说,吟诵的腔调大抵要固定,不能经常变化,这与吟诵的内容无关。吟诵者所用的语言,基本上是自己熟悉的方言,对南方人来说尤其如此,不论是江浙、闽粤人还是湖南、四川人,都是这样。元代统一中国之后,北方语言里面,入声就没有了,分别派入了平声、上声和去声这几个声调中,这就是所谓的“入派三声”。 而南方是有入声的,音调分得比较细,所以南方人用自己的方言吟诵诗词,更接近于唐宋时的语言特点。不同人的吟诵腔调往往是随着地域和人群的变化而变化,在上海地区、苏南地区就流行“唐调”。譬如复旦中文系的朱东润与蒋天枢两位教授,都是唐文治先生的学生,他们吟诵的都可以说是“唐调”。但是你去仔细听一下,这两位先生吟诵的腔调是不同的,可见唐调这个系统内部又有发展、变化。吟诵说到底是个实践问题,不是个理论问题,讲不出多少道道来的。
吟诵时有哪些事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?
陈允吉:第一点,也是最基本的一点,古诗词的平仄都很讲究,所以我们也要注意,平声处要吟得比较悠长,仄声处要吟诵比较短促,形成一长一短、一抑一扬的效果。中国传统诗歌有一三五不论、二四六分明之说,所以两个字一顿,二四六处要讲究。这就能充分显示汉语作为单音字的特点了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个小细节,吟诗的第三句与第四句隔开的时间不能太长,有个短暂的停顿,马上就要接下去。这种情况下,常常会在这个停顿的间隙加个衬字,就拿《枫桥夜泊》来举例,第三句“姑苏城外寒山寺”与第四句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之间,我用无锡方言来吟诵,就会加个衬字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八十年代曾请过一些老先生开吟诵会,华师大的苏渊雷先生吟诵得最好,摇头晃脑,诗味很是浓郁。第三点,是吟诵的动作姿态应该顺其自然,不要刻意地去追求。譬如“掉头苦吟”,非要刻意地去甩头,那就不好看了,“功到自然成”的状态是最好的,火候不到的话,口诵就足够了。
您平时比较喜欢吟诵哪些诗词?
陈允吉:李白的《清平乐》三首是我吟诵得比较多的诗。记得我在复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,在一次晚会上就吟过这三首,过后伍蠡甫先生总结他在这次联欢会上的感受,还不点名地表扬了一下我这次吟诵。到了我工作以后,过了半年以后,系里安排我给刘季高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课做辅导。我去见他,他劈头就问:你会不会吟诵?我心想:这您就问对人了!于是又在他面前吟诵了一下《清平乐》三首。1997年,我去北京开会,去看望北大中文系的陈贻焮先生。他邀我与他一起吟诵,我说不行不行,我只会用方言吟诵。他说:吟诵就是要用方言,你用无锡话,我用湖南话!我们吟的就是《枫桥夜泊》。陈先生吟诵的调和我完全不一样,可见全国各地的吟诵的腔调是五花八门的。
在您的印象当中,当年复旦中文系的哪些老先生善于吟诵?
陈允吉:郭绍虞先生、陈子展先生都没听他们吟诵过。刘大杰先生从国外回来,比较洋派,不是这个路子的。最擅长的吟诵的还是蒋天枢先生。他给我们讲先秦文学史,讲到古代歌谣,就吟诵出来,吟诵得最多的是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他一共给我们讲了五十五首,风雅颂中以风为最多,记得讲了《君子于役》《七月》等,雅与颂有些篇幅比较长,不可能讲得很多。蒋先生虽然人很瘦,但是声音很宏亮,中气十足,他的吟诵对学生的影响是最深的。有些学生学他是学得很像的,比我高一级的中文系学生里面,有一个叫宋遂良的,后来做了山东师范大学的教授,他就很擅长模仿,学蒋先生吟诵惟妙惟肖,还学王运熙先生说话,同学聚会经常让他露一手,表演一下。比较集中的一次,就是1960年的时候,复旦广播电台把几位老先生吟诵毛主席诗词的录音拿出来播放。首先是赵景深先生——其实他不是吟诵,就是普通话朗诵。接着就是蒋天枢先生、朱东润先生,还有就是王欣夫先生,他是苏州人,吟诵毛主席诗词的调子跟一般读诗差不多。朱先生的腔调受唐文治先生影响很大,是无锡人心目中典型的唐调。刘季高先生没什么特别的腔调,但是读起来很有味道。他是扬州人,吟诵姜夔的《扬州慢》,声音宏亮,铿锵有力。还有一次,他给学生上课的时候,吟诵过苏轼的《澄迈驿通潮阁》:“余生欲老海南村,帝遣巫阳招我魂。杳杳天低鹘没处,青山一发是中原。”也是极为铿锵的。
除了这些老先生,还有哪些人的吟诵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?
陈允吉:华东师范大学的苏渊雷先生。苏先生是温州人,和苏步青先生是同乡,我觉得听过的最有味道的吟诵就是他的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有个编辑叫马学鸿,他曾经张罗过,把还在世的老先生聚集起来,每人吟诵一首诗。当时蒋先生、朱先生都已经去世了,复旦去的是刘季高先生,我也去了。还有些人我记不清了。这里面,苏渊雷先生的吟诵最能引起我的注意。他吟诵七绝的时候,在第三句和第四句之间的衬字,最有味道。有一次我同《解放日报》的陈鹏举谈起这件事,他同意我的观点,还写了篇文章在《新民晚报》发表。除了前面说到的陈贻焮先生,还有一位湖南人的吟诵也是相当出色的,就是文怀沙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个纪念杜甫的专题片,里面文怀沙吟诵了一首杜甫的《江村》,相当的好,他的吟诵韵味之醇厚,令人印象深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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