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闫红:被两块钱结束的童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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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ID:ipress
我的生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,但已经无法像从前那么轻松。后来我在书上看到一个词叫“沧桑”,顿时感到相见恨晚,我没想到会用这样一种方式结束无思无虑的童年。
小学六年级那年,我因一点小毛病休了一年学。正当我在家中闲得长草时,我姥姥从乡下来看我,我大喜过望地缠住她,要跟她到乡下去。我姥姥答应了。我们先是乘坐长途客车,到县城下了车,我姥姥没有直接换乘返乡的机动三路车,而是先去拜访住在颍河闸附近的一位唐姓女友。见面之后,她们交流了一些关于工作上的信息,我姥姥发现,她需要留在县城处理一些事情。至于我,可以让一个正好也在县城办事的亲戚,她的侄女儿青姨先捎回去。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晨,我们一群人站在颍河闸边,迎着青灰色的风,望着闸桥的那边,当一辆被称为“小蹦蹦”的机动三轮车终于出现,唐姥姥迅雷不及掩耳地掏出两张十元钞票,塞进我的口袋里。在吾乡,经常有亲朋好友这么干,“给小孩买糖吃“,他们总是这么说。然而,只要给钱的人一转身,父母就会用各种理由软硬兼施地收走。这一次,在唐姥姥眼皮子底下,我姥姥没有机会没收,我有理由认为,这个钱,唐姥姥就是打算给我花的,否则她可以昨天晚上给我。不管实情如何,我姥姥照例跟她推拉了一下,我也像一个很有规矩的小孩那样,摆出拒绝的姿态,但唐姥姥比我们更坚决,当“小蹦蹦”的司机扭过头来,表达出老大的不耐烦,车上人也啧有烦言,我姥姥无奈地笑着,停止拉扯,那两张钞票得以进入我的口袋,离我姥姥的势力范围越来越远。三轮车只到集镇,剩下的五六公里需要步行,青姨擅自改变了路线,先去拜访她住在集市上的一个女友。女友正在看守一个摊子,看见她来,非常高兴,俩人先就各自对象谑笑了一番,女友带着青姨,走到旁边的一个卖内衣的摊子上,翻检起来。她们在琳琅的胸罩与内裤里挑挑拣拣,不时挑出一件撑开给对方看,心照不宣地鄙薄地笑着,仿佛与这些东西相处已久,知道关于它们的每一个秘密,那种精通里,有一种熟女的风情,让刚刚开始发育的我,不可企及地羡慕着。如是挑选许久之后,青姨终于择定了一件,是最便宜的那件,但她翻翻口袋,发现里面只有五毛钱。那个胸罩要两块钱。青姨想了一下,看着我说,你先帮我垫一下,我到家就给你。说实话,我非常不愿意,不只是对于青姨的信用一无所知,更因为我喜欢拥有两张十元钞票的感觉,一路上,我常悄悄地把手插进口袋里,感觉它挺括到能割手的边楞,不断反刍那种所有者的感觉,幸福得微微眩晕起来。可是,青姨都已经开口了,当着她的女友的面开口了,我要是拒绝,岂不是太不给她面子?我装作不在意地掏出钱来,递给她一张,她再交给老板,眼睁睁的,我看到那挺括的十块钱,变成一叠脏兮兮软塌塌的零钞。我心中别提有多郁闷了,同时感到新的可能。在这张钞票没有被破开之前,它固若金汤凌然不可冒犯,当它变成八块五,它同时变得涣散、缺失、可以染指,我觉得我也可以尝试着买点什么了。我没有花钱的经验,再说也不确定这笔钱最终的所有权,我试水性地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支笔一瓶墨水和一叠信纸。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些东西,但毕竟是学习用品,将来被秋后算账时有个说头,况且唐姥姥塞钱的时候也一再强调:“这是给闫红买学习用品的。”我和青姨离开集镇,朝村庄走去,拿着各自的战利品。青姨看上去镇定自若,而我心情沉重,购物没能使我确定那笔钱的所有权,一阵阵涌上来的担忧,却让我清楚地感觉到,我此前的确定纯属自欺欺人。我姥姥不会忘了这笔钱,我把它弄出了个小缺口,后来又再次扩大,我不知道怎么对我姥姥交代,却根据多年经验深知,此事很难了结。在我姥姥回来之前,我一直住在青姨家,青姨没有还我钱,还好也没有继续向我借钱,那笔钱放在我的枕头套里,我每天枕着它,就像枕着一个即将爆发的灾难,听它的指针滴滴答答地走。半个月之后,我姥姥终于回来了,她坐在床沿上喝茶,目光从我身上一掠而过,长久地停留在青姨身上,在青姨不断洇开的惶恐里,她用死神般冷酷的声音问:“你穿的是我上次给你的那件褂子吗?”青姨身上,是一件绿军褂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,军装有个回潮,街上时髦小青年分两种,一种是穿“太子裤”的,一种是穿绿军裤。这两种裤子都有着肥大得能装两只老母鸡的裤腿,不同处只在于,“太子裤”大多是蓝色的。穿太子裤的青年,通常家境不错,脚步也常常故作潇洒,有一种“美而自知”的优裕。穿军裤的人,更草根,那衣服可能是从爸妈衣柜里偷出来的,但那草根也正是他们的魅力,他们故意晃得更痞气,倒显得“太子裤”一群有点娘了。
穿军裤的女孩子会被人侧目,是那个时代里的“非主流”,不想被这么看的女孩审慎地选择了绿军褂,久之满大街晃动的都是草绿色。我姥姥对潮流不可能敏感,也许是青姨跟她要的,总之,上次在县城,我姥姥给了她一件绿军褂,是我妈以前穿过的。我姥姥这个人,向来乐善好施,但同一切对施舍有着过分的热情的人一样,她不可能不计回报,这回报包括,对方对她的施舍的重视。现在,她看见青姨非但没有穿她送的绿军褂,还像示威式的穿了另外一件,她忍不住地发问了。青姨回答这是她姨给她的,我姥姥给的那件她给她妹妹了。这回答简直能让我姥姥疯掉,她勃然大怒,青姨也并不逆来顺受,我姥姥作势要打青姨,青姨顺势躺在地上,闻声而来的邻居也没能及时熄灭这对姑侄之间的战火,晚上,我准备睡觉时,发现床沿的被单上,有许多被蹭上的新鲜泥巴。那应该是青姨躺在地上时所为,从泥巴渗入床单纤维的程度,可以感知青姨愤怒的力度。而我感到幸运的是,这件事在好几天里都牢牢地占据着我姥姥的注意力,大概有三四天后,她才回过神来,查询我这些天来的情况,跟谁玩有没有写字等等。终于,她问到了那个致命的问题:“你唐姥姥给你的钱呢?拿给我!”我翻出那十七块五毛钱,嗫嚅地说,其他的被青姨借走了,我姥姥瞬时间就怒了,新仇旧怨俱上心头:“连个小孩的钱都哄!”她勒令我,立即去青姨家把钱要回来。从我姥姥近乎狰狞的脸上,我认出了风暴即将抵达的迹象,不敢再说更多,只有离开这是非之地,朝青姨家走去。青姨家住在圩子外面靠大路的地方,我翻过一条干涸的沟渠,又走了一小段路,来到大路边,居高临下地看着那个位于地势较低处的院落。几天前,我还每天在这里出出进进,现在单是跨过那院门,就成了一个老大的难关。我不敢进去,讨钱让我很为难,何况它并不能解决问题,还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的开始。我站在那里,近乎无意识地朝里面望着,堂屋里人影绰绰,他们可能刚刚吃过早饭。青姨她妈从锅屋里走出来,端着一大盆刷锅水,大概是要去拌猪食,她发现了我,远远地招呼着,我飞快地跑掉了。回到姥姥家,她问我:“钱呢?”我说:“青姨没在家。”“没在家?”她的眼睛从老花镜下面翻上来,狐疑地看着我,“哼”了一声,说:“那你明天再去。”从那天起,去青姨家成为我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,我一次次翻过那条干涸的小河,有时到青姨家院门口稍稍站上一会儿——我不敢站太久,怕里面有人出来,或是有人要进来时正好碰上我。更多的时候我走到附近的田野上,躺下来,草尖毛茸茸地扎着我的背,上面是天,天上有云,我希望那些云朵落下来,把我整个儿覆盖住。远处是树丛,在平原上勾勒出紫色的雾霭般的线条。我抱住自己,觉得自己像个悲剧的女主角,却没有标配一个能够救赎我的神仙。有一次,隔壁的三姥姥挎着割草的篮子从路边经过,见我躺在那里,先是大吃一惊,问我:“你这是咋了。”我说,我看看天空,她不由瞪大了一双老眼,然后“嘎嘎嘎”地笑起来,很快,村子里有很多人,都知道“城里小孩”没事就躺着看天空的事了。我姥姥应该不知道,否则她就无法接受我每次黯然归来时,向她上缴的那些借口,比如青姨不在家,又或者我碰上谁谁谁了,她要我跟她一块儿干什么。我还曾试着把膝盖朝一棵大树磕去,想告诉我姥姥,我走路上跌了一跤,走不动了,可惜尽管膝盖磕得生疼,却没有什么痕迹。我蹲下来,捂着磕到的地方,心里疼出了几点泪。我第一次感到做人不易,人生无趣,我害怕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无休无止的磨难。诡异的是,不管我编的理由多么离谱,我姥姥从来没有质疑过,始终是从老花镜下面翻出不相信的眼神,鼻子里“哼”上一声,我这一天的磨难算是结束了。好多年后我跟我妈说起这些,我妈说:“你姥姥就喜欢干这种事。”她小时候也经常这样被逼迫着,找已经和我姥姥离婚的姥爷要钱,我们母女在这里,打通了相似的记忆。这样日复一复地装作讨钱,虽然很头疼,但毕竟都烦烦恼恼地捱过去了,我心里有个更大的隐忧,担心我姥姥和青姨狭路相逢,和真相狭路相逢。每次我姥姥带我出门我都提心吊胆,老远看到一个和青姨相似的背影,都能吓得心脏骤停一秒钟。这时刻终于到来,有一天,我姥姥赶集回来,说:“我今天碰到小青了,我问她,你咋不还闫红钱?这个炮冲的,竟然说,她没见着你。我让她明天送过来。”我说:“哦。”心里恐惧到无以复加,我害怕青姨送钱来,我姥姥发现数目对不上,我也害怕青姨不送钱来,让我姥姥抓住这个理由到她家大闹一场。那个晚上我夜不能寐,想回自己家,也想离家出走,可是我没有钱,最现实的方案也许是走到县城向唐姥姥求助,她一定会帮我,但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小孩,县城也太远。我想到了死,想起曾看过的一篇小说《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》,但也只是想想而已,我惊恐万分地,渐渐睡着了。第二天上午很平静,平地起风云是在中午,我姥姥的一个邻居去了一趟代销店,带回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,原本五分钱一盒的火柴,卖到两毛了!肥皂、食盐全部涨了价,据说还要涨,城里已经掀起了抢购潮,接下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呢!太平年代里,涨价就是一场大灾难,对于个人命运来说,灾难有时也是一场成全。香港沦陷成全了白流苏,1988年初夏的这场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,成全了像鸟雀一样战战兢兢的我。我姥姥直奔代销店,证实了邻居的说法,但她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开始疯狂抢购,我姥姥坐下来,决定寻找一条自救之路。
▲1988年,江西南昌居民担心涨价,冒雨排队买米
家里的盐还有不少,火柴也屯了一些,唯有肥皂不多了,但这样东西,有土办法可以制造替代品。我姥姥走进锅屋,舀了一簸箕锅灰倒进洗衣服的大瓦盆里,再把井水倒进去,“瞧吧”,我姥姥得意地说:“明天这水就会变得滑悠的,比肥皂还下灰。”接下来的时间,我姥姥一直在观察这锅灰水的变化,不时撩一点用指头搓一下,她像个酿酒师傅一样,不断地露出满意的笑容,她如此专注,我可以确定她已经把青姨啊还钱啊什么得全丢到了脑后。第二天,她宣布她的实验成功了,她把用锅灰沥出来的水洗过的衣服尽可能地抻开,给身边的人看:“瞧,多干净!比肥皂强!”邻居们都跑过来参观,上年纪的人仔细询问每一个细节,年轻一点的,不赞成地微笑着,摇着头,说:“俺大姑你真会过!”我姥姥并不是一个勤快人,但那些天,她废寝忘食地用锅灰沥水洗衣服,还好天气也很给力,总是瓦蓝瓦蓝的天空,那些衣服在蓝天下的翩翩舞动。我坐在院子里,用买的那些笔和信纸,画小人,或是默写一首古诗,想起我躺在田野上看到的那些天空,心情已完全不同。虽然这件事还没有结束,但经过一场声势浩大的通货膨胀之后,我觉得我姥姥对于追究那已经贬值了的两块五毛钱,不会有多少兴致了。我的生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,但已经无法像从前那么轻松,我仿佛看到磨难躲在未来的许多个屋檐下墙角里,看见它们藏头露尾鬼鬼祟祟,等待和我相遇。想到这些,我常常会忍不住叹口气,但也不想把它们都抓出来。后来我在书上看到一个词叫“沧桑”,顿时感到相见恨晚,我没想到会用这样一种方式结束无思无虑的童年,在开始一场懵懂的暗恋之前。后来姥姥再没问过那两块五的事儿,只是有时帮她引火时,若是不小心多划了一根火柴,她都会“哼”一声,锐利地瞪我一眼。
作者:闫红腾讯·大家专栏作者,作家。【相关及作者文章推荐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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